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摘? 要]建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已经成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和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的必然要求。应该作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构建中的定位,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梳理和分析中华文化中能够融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优秀基因。中华传统文化中主张“仁民爱物”,倡导爱人如己、心怀天下和奉献社会;主张“孝亲爱国”,注重激发个体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重视人格修养,倡导“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精神;重视礼仪教育,倡导礼敬谦和、遵守规范、举止文明,这些思想精粹应成为建构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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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发展的重要趋势。建构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以下简称“学生核心素养”)也成为全面实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和基础。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地区)在遴选学生核心素养指标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共同趋势,同时也都强调核心素养框架的建构必须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土壤之中。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民的锤炼与沉淀,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民族特征的一部分,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的运行模式与人民的观念。因此,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构建必须认真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继而建构起能够真正适应学生个人终身发展,切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构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根”与“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对“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具有国家战略意义问题的具体解答,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需要体现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追求,传承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基因。学生的核心素养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国学生的核心素养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古代先贤及仁人志士们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广泛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真谛。其中,许多优秀的思想精华和理念精粹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了中华儿女独特而坚定的精神世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源,也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构建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过程中,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让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现出中华民族之“魂”,就是对中华文化最为实质性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保障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持续传承下去的关键所在。
其次,在学生核心素养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抓手。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更加强烈和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学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素养不仅关乎个体未来生活的适应,更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么,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则需要以承载优秀文化传承的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为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时期,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受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和道德行为的影响。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形成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素养,引导学生抵御社会不良信息和负面现象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学生成长、成才,奠定中华民族当前乃至未来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再次,在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中传承民族文化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学生核心素养研究的共同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和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国家(地区)都试图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学生核心素养框架或指标体系,从而为学生的学业质量标准提供参照,以指导人才培养实践。当前,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均建立了结构完整的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仔细梳理和分析这些国家(地区)提出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可以看出,这些核心素养指标均反映了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文化环境特点,也蕴含着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特色文化。有鉴于此,我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框架也需要承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符合我国的国情与现实需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核心素养框架建构中的定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学生核心素养框架构建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学生核心素养需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与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及弘扬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建构中的传承?针对上述问题,思考如下。
首先,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建构需重点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理想人格及修身成德之学。在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朝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古典文化体系。广义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传统文化思想、传统艺术(琴棋书画、戏曲等)、民俗与禁忌、传统医术(中医)等。狭义的传统文化则主要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实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包括了自夏商周三代至清末近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思想与观念,主要表现为以儒家、道家、佛教为主流的三教文化传统,其中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思想居于核心和主干的地位。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关注的核心主题是理想人格、人的价值、自我实现等。针对这些问题,以儒家、道家等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们提出了系统且完整的理论学说,即关于何谓理想人格、如何达成理想人格及个人修身成德的思想。毫无疑问,其中优秀的文化思想,尤其是传承至今且具有现代适应意义的理念精粹,蕴含了诸多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思考,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民族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其次,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建构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也不意味着抛弃国际视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世界上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已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此外,伴随着时代演进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科技信息飞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信息知识量急剧增加,许多新的关键素养应运而生。因此,学生核心素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立足国际前沿、借鉴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地区)的先进经验,并且要弘扬时代精神,以适应社会经济与科技信息发展的最新要求。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学生核心素养框架建构的重要数据来源,但并不是唯一来源。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在学生核心素养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基于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进而研发出能够反映中华优秀文化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实际上构成了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数据来源。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遴选出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广泛接受、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思想品格和关键能力特征,使之渗透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之中。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并不能成为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建构的唯一数据来源。要形成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我们还需要分析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系统的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最终,基于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研究程序,建构起能够符合我国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反映中华文化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三、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够融入学生核心素养框架中的优秀基因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与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身成德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文化这种修身成德之学,不但在有效引导人如何调节自我(自我调适)和正确对待他人(和谐自他)与社会(奉献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其“仁”“义”等核心价值观念,也成为传统社会各种思想潮流相互融通的基础,成为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这种修身成德之学中所蕴含的仁爱、诚实、节制、宽容、和睦、忠诚、孝亲意识、责任意识、团结合作、自省自律、公平公正、热爱民族和国家等价值理念仍然具有明显的现代价值。这种价值观念以文化心理积淀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无疑,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修身成德思想对今天人的培养及人的素养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鉴于此,我们以儒家思想作为分析重点,对先秦到清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及重要学派的代表性着作进行梳理,并参考了近现代学者的相关分析和阐述,试图厘清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修养和自我完善的核心思想主张,为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框架提供借鉴。
(一)主张“仁民爱物”,倡导爱人如己、心怀天下和奉献社会
自孔子提出“仁”之后,“仁”便成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仁”既指人们内在的心理意识(真实性情),又指人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仁”以爱人为基本规定,成就仁德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行仁的方式有多种,因而“仁”有多个具体德目,如忠、恕、信、恭、宽、敏、惠、智、勇等。其中以忠、恕最为重要,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忠恕”之道是实践仁的基本方法(“行仁之方”),亦即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孟子发挥孔子仁学思想,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将孔子的忠恕之道具体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的道德原则。汉代董仲舒以“天人合类”的神学宇宙观将“仁”神圣化,认为天的本性即是仁。同时,又把仁列为“五常”之一,将其绝对化。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爱必兼爱”的主张来阐释仁的精神,认为不但要爱一切人,而且爱一切物。二程从天理的角度视仁为人的本性,并以“识仁”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目标与根本方式,将“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的天人合一状态视为实现仁的境界。朱熹进而提出“仁包五常”,突出仁在五常中的地位。其所谓天理,即以仁为核心内容,并以此作为万世万物的本原和三纲五常之本体,把仁升华为宇宙本体的高度。
总之,在传统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也是一切德行的根源,“成仁”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和最高美德。“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它虽以血缘之爱为基础,但最终要实现爱一切人甚至推广到爱一切物,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体现了我国古人的一种宇宙情怀和极高的价值追求。它所要实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身与他人及世界万物各尽其性的一体合一的和谐境界,就自身与他人而言,是各尽其性,和而不同,蕴含着极强的包容精神;就自身与万物而言,是物我平等,天人合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仁民爱物和心怀天下的意识支配下,会产生强烈的完善自我和奉献自我的动力,从而形成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这些精神对个体理想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传统文化中的仁民爱物思想,内在蕴涵着“爱人如己”“立己达人”“心怀天下”“开放包容”“奉献”“社会责任感”“物我和谐”“自强不息”“宽恕”等社会关怀的价值取向。这些“仁民爱物”的价值追求应作为学生核心道德修养渗透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框架之中。
(二)主张“孝亲爱国”,注重激发个体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
在深刻影响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人的道德品格方面,“孝”是“仁”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道德范畴。“孝”原意为对父母的敬重、奉养和服从。自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奉养父母、祭祀先祖为内容的孝道已成为维系我国国家和家庭生活的重要道德原则。春秋末孔子提出“孝悌其为仁之本”(《论语·学而》),强调孝亲是培养仁德的根本。孟子继承孔子的立场,进一步强调孝对培养人的道德品质、表现仁爱精神的重要意义,认为仁的实质就是事亲,也就是孝,孝成为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孝即为禽兽。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孝道,认为孝是“德之本”,奉之为“天之经”“地之义”,倡导“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把孝提到“百行之首”的地位。两汉、魏晋时期,“孝”成为“三纲”的一大德目,确定为“父为子纲”,并引孝入律,不孝被法定为“十恶之首”。至宋以后,“孝”被理学家进一步绝对化为“天理”之必然。从此,“孝”与“忠”“节”一起构成了传统道德的三大行为规范。受此影响,后来也出现了“愚孝”“愚忠”的倾向。
由于孝悌(悌是指对兄长的敬,是孝的延伸)对人德性的养成和社会的稳定具有基础作用(仁民爱物从孝亲开始),所以古代非常强调进行孝悌方面的伦理思想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传统社会,孝的精神和孝道教育适应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对于维持家庭和睦和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孝而形成的重视家庭的观念和热爱乡土的家国情怀也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最显着的特色。在日、韩、新加坡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孝仍被视为重要德目加以提倡,特别是韩国极重视“孝道”精神的弘扬,致力于把本国文化产业打造成“孝子产业”,这些经验值得参考与重视。
在今天,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孝道的一些内涵(如强调绝对服从父母的“愚孝”)已经过时,但剔除其中的糟粕,孝亲仍是维系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同时,孝道所体现的通过自幼培养、彰显爱父母的这种普遍的情感心理,去逐渐唤起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甚至关爱自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仍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推崇孝亲爱国,激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心、感恩和责任意识以及热爱乡土、热爱祖国意识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随着当前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孝亲”的观念应该引起更广泛的重视。因此,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需要体现孝亲爱国的内容,注意培养学生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爱国、感恩,做有自信、懂自尊、能自强的中国人,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
(三)重视人格修养,倡导“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一直重视人格修养,“重义轻利”和“诚信自律”是传统人格修养中的重要内容。“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孔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义”做了发展,使其成为重要伦理范畴。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为君子立身之本,又主张“见利思义”,强调做事要遵守义的准则,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得的不能要。孟子突出了“义”作为道德法则的地位,明确将其列为“四端”(仁义礼智)之一,并强调义与仁一样,都内在于人心,是内心固有的道德法则。孟子强调“义利之辨”,主张不能因利害计较影响义的落实,主张重义轻利,甚至提出“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把维护“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汉儒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思想,并结合阴阳五行思想,从宇宙论的角度将“义”视为五种恒常不变的道德法则(“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一,同时提倡人生应以行义为其价值指针,所谓“正其宜不谋其利”(宜即是义)。宋明理学家则把“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将其规定为“天理之所宜” (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并基于维护“天理”的立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号召,更加突显了“义利之辨”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重公义、轻私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传统。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德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把“信”视为“仁”的主要德目,要人诚信不欺、恪守信用,并引为治民、用人、交友的重要原则。孟子进而把“朋友有信”纳入“五伦”规范。汉代董仲舒则正式把“信”列为“五常”之一,确立了“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宋代,理学家二程、朱熹在其理学体系内强调“信”涵盖其他四德(仁、义、礼、智),体现于四德。与“信”相关的是“诚”,诚是信的哲学基础,也是做到信的修养方法。《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道的本质,人要通过“诚之”的道德修养方式,实现真实的本性,与天道合一。孟子继承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主张通过“思诚”,即反省和扩充内在的道德良知,达到圣人的境界。宋代周敦颐构建了以“诚”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体系,提出“以诚为本”的命题,认为“诚”既是宇宙的精神实体,又是道德的本原,还是道德修养的方式。二程、朱熹则以“诚敬存之”和“涵养须用敬”作为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方式,以此做到内心的纯粹专一和毫无私念,这成为整个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修身方式。
总之,在传统文化中,把“义”规定为行为之所宜、行之所当然,以“为义”“行义”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并将义与利对举,注重“义利之辨”,不断强化超越私利而维护公义和精神维度,并以此为实现理想人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方式。“信”与“诚”则体现了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自省自律的诚信精神。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浩然正气的义士君子,他们明辨是非、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精神,为维护社会正义和伦理道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诚信则成了传统社会中保持人际正常交往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种基础德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利益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义利之辨”原则下形成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精神传统,对以逐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矫正功能。同时,诚信精神也显得越发可贵与必要。因此,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等精神应渗透于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之中。
(四)重视礼仪教育,倡导礼敬谦和、遵守规范、举止文明
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礼”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礼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各项活动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以恢复三代的礼乐文化为理想,以仁补礼,赋予礼以内在的道德心理基础,形成了“仁”“礼”统一的伦理模式。孔子认为,“礼”是人内在道德情感(仁)的表达方式,也是修身提升德性的重要依据与保障(克己复礼为仁),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礼)与内在的道德情感(仁、义)结合起来。孔子强调,礼体现了尊敬、节制、谦让的精神,是实现自身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保障(礼之用,和为贵),是一个人融人社会的重要基础(不学礼,无以礼)。一个人必须通过礼义修身,才能成就君子人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将礼乐作为对百姓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孟子将礼视为“四德”(仁义礼智)之一,指出礼的精神是辞让(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荀子则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主张“隆礼重法”,强调了礼、法等社会规范体系对节制人的行为、修身成德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成为封建礼制的理论奠基者。汉代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后,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礼仪制度也成为国家的“名教”。至宋代,理学家将“礼”与“天理”结合起来,“理也者,礼也”,“礼谓之天理之节文”,为礼提供了本体论根据,论证了礼的合理性。此后,我国社会成为“礼教”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礼”于外代表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其内在蕴含了尊敬、节制、谦让、和谐的精神。儒家强调仁与礼的结合,努力实现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行为规范相统一,以此作为修身成德和实现完满人格的途径。这对于提升人的文明素养和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礼在传统社会中也出现了僵化、形式化和强制化的倾向,产生了种种流弊,受到学者们的猛烈批判,如魏晋玄学家对汉代名教的批判、清代戴震对宋明礼教的批判等。如果过滤掉其中的糟粕,中国传统的礼敬谦和教育对提升人的道德品质,形成文明礼让、举止优雅、行为端方的文明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扭转当前学校教育中礼仪缺失、道德失范的缺陷。传统文化中的礼敬谦和内在蕴含着自我节制、举止文明、谦恭礼让、遵守法律与规则等基本取向。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礼仪修身的优秀传统,将其作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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